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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司其序，不相亂也?！?/p>

《史記?歷書》

中國古代天文學產(chǎn)生很早，一些新石器時代出土的文物如甲骨文和陶片上已經(jīng)有象征天文觀測的圖形和文字，著名史學家司馬遷（約前145或前135―？）著的《史記?歷書》中說：“蓋黃帝考定星歷，建立五行，起消息，正閏余，于是有天地神類之官，是謂五官。各司其序，不相亂也。民是以我有信，神是以我有明德。民神異也，敬而不瀆，故神降之嘉生，民以物享，災禍不生，所以不匱?！边@幾句話的大意是：黃帝考察核定了星象和歷法，建立了金木水火土五行，認識其消長盈虧，解決了閏月余日所造成的歷法難題，于是將天地和神明間的萬物分為五大類，叫做“五官”。五官根據(jù)各自的規(guī)律運行，不會產(chǎn)生干擾和混亂。因此，百姓認為我的運作有信用，神明認為我有正確運作的明智。人間和神明雖極為不同，但是我都極其恭敬而不敢褻瀆，所以上天降下這么多美好的萬物，讓百姓享用，人間才永不匱乏。這就是天人合一這一偉大命題的萌芽和天文事業(yè)的思想基礎。黃帝之后不久，就設立了負責天文歷法的官職“火正”，專門對大火星進行觀測，根據(jù)其出沒來指導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觀測日月星辰，預告日食月食，確定節(jié)氣時間，制定授時歷法，就成了古代天文官吏的職責和使命。他們以勤勞、智慧和持之以恒的耐心對中國古代天文觀測和歷法制定作出了重大貢獻。

大汶口文化花瓣形太陽紋陶瓶（距今6000年）

二十八星宿圖

戰(zhàn)國時齊國的甘德和魏國的石申是兩位著名的皇家天文學家，石申著有《天文》八卷，甘德著有《天文星占》八卷，均已失傳。后人將一些古書中引錄的這兩部著作的片斷加以輯錄，稱為《甘石星經(jīng)》。甘德和石申都記錄了一些恒星的名稱、方位，兩人的記錄互有交叉，所以三國時代的天文學家陳卓將甘德、石申、巫咸三家所記錄的恒星匯總起來，共得全天283個星官（即古代為了觀測方便把所觀察到的恒星分成的小組，和后世星座的涵義不同）、1464顆星，并以不同的顏色標在星圖上，后人依此繪制星圖，制造渾象（一種天文儀器）?！陡适墙?jīng)》中，石申區(qū)劃的星官有120個，計815顆，甘德區(qū)劃的星官有146個，計687顆。最有價值的是，石申還列出120個星官的標準星具體坐標值，并對120顆標準星具體坐標值加以測定，列出其赤道坐標，其中，二十八宿以“距度”和“去極度”記述，其他恒星則用“入宿度”和“去極度”記述。所謂“距度”就是指二十八宿沿赤道自西向東排列，每一宿選出一個代表星，叫做“距星”，“距度”就是兩“距星”之間的“赤經(jīng)差”。“入宿度”就是這顆恒星和“距星”之間的“赤經(jīng)差”。“去極度”指該恒星和天極的角度。由此可見，星表采用了赤道坐標系統(tǒng)，也就是以赤經(jīng)和赤緯兩個坐標表示天球上任一天體位置。石申表述了一個完全數(shù)量化的著名星表《石氏星經(jīng)》。以赤道坐標系統(tǒng)記錄恒星的坐標值，是古代中國天文學的一項獨特的重大貢獻，而西方天文學都是以黃道坐標來標注恒星位置的。和戰(zhàn)國時間同時的希臘還是采用從巴比倫沿襲下來的黃道坐標系統(tǒng)，到了十六七世紀之后才使用赤道坐標系統(tǒng)，直到現(xiàn)在。赤道坐標和黃道坐標系的互相參照，提高了天文觀測和記載的精確度。石申、甘德的天文成就都是唐代《開元星占》一書中記載的。盡管《石氏星經(jīng)》是石申以后幾百年間逐漸完善起來的，但它仍不愧為世界上最早的星表之一，具有極高的科學價值。這一星表中有不少數(shù)據(jù)是戰(zhàn)國時期的測量結(jié)果，表示石申已經(jīng)利用了測角儀器在赤道坐標系統(tǒng)中進行了天體位置的測量，這一成就表明了中國戰(zhàn)國時期的天文學水平和儀器制造水平，這也是世界上最早、最先進的。石申和甘德采用的是中國傳統(tǒng)的把周天分成（圖片五）度的方法，因為一個回歸年的長度是

北魏墓星象圖，1974年發(fā)現(xiàn)于河南洛陽市郊。

圖中央用淡藍色繪出一條縱貫南北的銀河，為一般星圖所少見。

明代莆田天后宮星圖，是研究古代利用星圖定向航海的實物資料。